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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二九”突围中，冀南广大人民群众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子弟兵深情厚意，面对敌人带血的刺刀，舍生忘死掩护了我军许多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工作人员，谱写了一曲曲军民鱼水深情的颂歌。我军一些同志被敌人围住后许多群众脱下自己的衣服让我军干部、战士换上;许多老大爷、老大娘在敌人面前毫不畏惧，挺身而出将战士认作自己的儿子、女儿; 有些年轻的妇女将怀中的婴儿交给战士抱，装扮成夫妻。有的将我军藏在地窖里、柴禾堆里。
在当时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伤病员找吃的和药品。找不到药品就用盐水每天为伤员擦洗。看到战士的鞋破了，就连夜赶做新鞋，以便让战士赶路寻找部队。摇鞍镇榆林村一位老大娘掩护了我军 5名员，连夜在院子外粪坑边挖了地洞，并将湿漉漉的粪便堆在洞口上，骗过了敌人的搜捕。霍庄有一位叫王宝忠的群众，将我们一名干部藏在家中。这名干部怕敌人发现后连累王宝忠一家，决定离开王家王宝忠夫妇坚决不让走，商定敌人来搜查时，就认作兄弟。不一会儿，敌人来王家搜查，发现我们这位同志手上没有老茧，认为不是庄稼人，要带走。王家夫妇说:“我家兄弟常年在外地上学，不干庄稼活，手上哪会有老茧。”敌人不相信，把王宝忠夫妇打得头破血流。在此危险时刻，八岁的小女儿跑上来抱住这个同志喊叔叔，敌人信以为真，我们的同志安全脱险。像这样一些例子不胜枚举。
“四·二九”反合围的实践证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也说明了徐向前副师长提出的在平原地区创造“人山”思想的正确性。广大的冀南人民对子弟兵的爱护和支援，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唯一源泉。
大“扫荡”后，冀南军区和行署发出“布告”，冀南区党委和各群众团体也发布了“告民众书”，声讨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野蛮罪行，揭露敌人的造谣污蔑，号召冀南广大民众，提高对敌斗争的信心、决心和勇气。各地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举行了追悼大会。悼念在“四·二九”反“扫荡”中，为国捐躯的烈士，表扬在突围中英勇奋战的英雄模范。慰问、救济死难烈士的家属，做好善后工作，同时，积极想方设法援助和营救被捕的同志
这次大“扫荡”，冀南第四军分区和四地委、四专署遭受损失最严重。为坚持该地区的工作，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军分区和地委的领导力量。区党委和军区决定，任命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为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委。军区参谋长范朝利调第四军分区任司令员，王蕴瑞接任军区参谋长。雷绍康任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季铁中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分区新的领导班子建立后，召开了党委会，认真研究了“四·二九”遭合围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面临的严重形势，制定了继续坚持斗争的各项措施。会后，军分区党委向全分区发出了“贯彻党的正确政策，打开目前严重局面”的战斗号召，带领全分区军民前仆后继，进一步向敌人展开殊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