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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迁民对郑家渡口的影响
明初原故城县有两个区域仍有土著居民，西北部：故城西部的田村到三朗 的清凉江沿线，高才、大杏基、鹿豕、獐鹿、南林子、太子营、窦堡店。江江 河西，北宋庆历黄河影响和在元、明战争中骚扰相对较轻；东南部：青罕东北 到北官庄、牛卧庄到高邮务以东故城、小屯、夏庄，未受北宋黄河淤积，除袁 庄洼和琵琶湾外仍有土著居民。明初移民前就有部分军人带家眷以“军屯”的 方式进驻故城，以土著居民外围的优质土地为主，军屯的管理方式以千户营或 千户所为主，尚未以“卫”、“所”、“屯”的方式管理。如以“千户庄”为 中心的潘屯、宇屯、申家屯、张家屯、崔屯，诸“军屯”,高才、东祥屯（今 杨福屯、烧盆屯）等移民屯，仍未选择郑口附近。
洪武九年（ 1376年）以后或 有迁民奉诏来此，也以土著居民的村和有“军屯”处定居，但定居的数量也不 多。以临近的武城县：“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户522, 口 3020；永乐十年（1412 年）户2470, 口 13788”，到“嘉靖二-一年（1542年）户2884, 口28230”，
〔⑸］和枣强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本县居民7731人。至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已有5万余人”［⑸】。而故城县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册民数 800户，时故城县8里（乡），计880户，畸零210户”，以此来看，临近县份人口增长多来自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而故城县则属例外，几乎明朝的前200 年，人口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至万历以还，生齿日庶。”［⑴］到明万历四十 年（1614年）后，人口才真正增加，可能与本县设置了 “劝农”机构有关，显 然不再会是奉诏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老鹊窝”人了！那些新编家谱中攀附 “洪武” “永乐” “洪洞大槐树”之举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到永乐年以后，明朝的“卫所”制度逐渐趋于完善，一直从明初到清末都 占籍故城县的正卫右所［山］（故城镇沿运河诸屯）、正卫后所〔1旳（里老诸屯）、左卫右所［疏］（运西原武城诸屯）的军屯中确有明初移民，但是到明中期以后， 正如《嘉靖武城县志》所言：“乡为土民，屯为迁民，洪武初制则然，今无辨 矣。”小7］也分不清哪是迁民哪是土民了，今天有些居民当属军户的后裔，当时 不算故城籍而属卫籍。
以明迁民的情况来看，在明前期郑家口运河以北仍是人户寥寥，据道光《武 城县志》堤口、徐庄归武城县兀兰屯管辖，果子口、郑镇口、甘泉属唐留屯管 辖，坛村、刘孝子、青罕、唐留街属唐留屯代管，一直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都是如此。尽管郑口在明代已是闻名遐迩的重要码头，但管辖权仍属武城 县。
据《故城县志》零星事件和有关“艺文”记载判断，前沙岗村南在明中期 属无人区，鹿豕孙绪（1500年在世）家族就以此地为“别业”（家族主业以外 的土地），当属故城县。明末时的沈嘉与周承芳和秘允锡等，在大马庄秘祥甫 的宅第中“树坛”（可能是建立学社之类），亦在故城管辖区内，其中秘允锡 （? —1642年）的祖上来自通州（应是洪武年大槐树迁居京东）里儿寺，在五 户村居约百年，爷爷秘心正（字左泉）始，自五户村迁到郑镇。经此，.推算五 户村秘氏应自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迁来故城附籍，万历年间迁居郑镇。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后县境人口增长应该是确定的,郑口外围村庄也就在 此后陆续迁入。
郑家口在运河两岸形成繁华的码头、港口、街市，但人员组成多为流动人 口，并不是以农业为主要营生，而是以港口、商业、货物搬运、倒运等与贸易 有关的工商户为主。他们并不以土地优劣而生存，并不关心是山东还是河北， 是故城还是武城，所以也不用附籍。在运河两侧寄居，形成以运河为中轴、以 郑家口为中心的居民区。“河东（或称河圈）”属武城，有唐留屯管辖，而“河 西”属“山高皇帝远”的自由区域，估计很快就形成比河东更大的居民区，河东、河西共同组成“郑镇”，与运河沿线的德州、武城、临清一样，河东、河 西共处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