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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919 年出生于故城县北官庄村。全家七口人，完全靠父母两双勤劳的手，整年累月耕耘在这片瘠薄的土地上，勉强糊口度日。我是独生子，一家人的宝贝，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将来能荣华富贵，所以起名“宝贵”。尽管家境贫寒，一家人仍节缩食让我读书。八开始读，到十六岁 (1935 )德州师范学校学习。
1937 年，“七七”事爆发，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此中国人民陷人了日寇的铁蹄踩之下。我被迫辍学，回到本村，担任小学教员。1938 年，经我的同事邢贵德(中共县委书记，后党)绍加人中国产党，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党内被委以地下交通站站长的重任，白天教学晚上则秘密地干着传送情报、发动群众等党所分配的工作。从那时起一心扑在革命上，满心想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在壮大，力量在增强。1939 ，故城县人民政府成立随之区政府也相继建立。7月份，应组织之调造，我和董树德等五人赴一区建政。因当时情况十分复杂，环境很恶劣，斗争非常残酷，有的叛变了革命，有的溜之乎也，最后只剩下刘践和我他担当起区长，我任指导员。然而当地土匪头子夏恩孚纠集数百名恶棍，打着国民党军的旗号，粗暴地干涉我们的工作，给我们造成很大障碍。为打掉其嚣张气焰，我们捉住了夏恩孚的主要帮凶、罪大恶极的高其信，公开予以枪决，为民除了害，唤起了民众的抗日信心。
1940年初，敌我形势发生了很化，我的大。2月份，又对国民党中的顽固反共派给予痛击。按照组织安排，3 月份将一、二区合并，张野任区长。为震慑敌人，立即处决了敌区长马云章。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清算以敌区队长柴福升为首的一伙的罪行，群情微昂，一致要求除掉这伙歹徒。为此，镇压了柴福升等四名罪大恶极的汉奸，群众发动起来了，人民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人民开心之日，就是敌人难受之时。这时敌人对我无可奈何，便转而向家属进行残酷迫害。曾先后三次将我家查抄，将土地全部没收，家产片瓦无存还抓去我老母和胞妹，父亲逃脱，流落他乡。母亲入狱后受尽百般折磨，严刑拷打，但老人终没向敌人屈服。最后，老人拖着遍体鳞伤的残躯，于11月间含恨归西。当时处于家破人亡、苦大仇深的我，越发地坚定了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同年9月间，县县队的胡子志任我为一中队指导员，韩如镜为中队长，负责破坏德州至王瞳铁路，切断其运输补给线。我二人在冀南军区二十七团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趁夜晚出其不意，掀道木，砸铁轨，劫军车，搞得敌人心惊胆战，不敢轻举妄动。1941 2月，委杨杰、关宁同志通知让我利用当地人的自然社会关系，到大小第八、第什等村，秘密发展党组织，组织民兵，发展人民武装。我只身活动在敌后，到1942 年10月，已先后在周庄等八个村建立了党支部。这期间，即7月份，县武装部长黄世忠同志分配我阻击日军的任务我带领南王庄民兵队长周玉振，将十九团六连埋伏在南王庄、侯庄之间德南公路两侧，待满载30 多名日军的汽车进入伏击圈后我一声令下，一举全部消灭之。炸毁汽车，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壮大了民兵的力量。同年9月，我们侦缉组三人，遵令化装潜入敌人老巢故城镇，趁集日，将恶贯满盈、血债累累的日本翻译林竹陶打死，大刹了敌之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敌人越是接近灭亡，越要作垂死的挣扎。1943 ，军又纠集一批叛徒、特务、地痞流氓组成“铁心队”，专门残害百姓，搜捕共产党员，杀害革命干部，真是十恶不赦。为此县委指示，一定要除掉他们。我和区长王群伍设计活捉了伪区长柴立本(监死在狱中)，领导群开展了烈烈的减减息、工增资的运动，群众情绪非常高涨。1944 年，日寇已是日暮途穷我们的力量则日益壮大，正酿着全面大反攻。为了准备建设新中国，普及文化教育，县政府在小庙村建了第一所抗日高小由区长陈仪兼校长，我任教导主任。这所学校为革命培养了一批批新生力量，先后奔赴抗战的前方，他们中不少人为保卫祖国驱逐日寇，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有的献出了生命。全国解放后，我担任了县委党校副校长。但好景不长，又因遭诬陷，经历了20 余年的坎。如今我已七，正安度晚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希望活着的人永远不要忘记为我们缔造幸福生活的先烈，更不要干使先烈在天英灵不安的事情。
选自《衡水文史资料丛书之五衡水抗日烽火》